據國際評估，香港教育制度素來有「優異而平等」（excellent but equal）的說法，尤以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（PISA）的結果最明顯。與其他地區比較，香港學生學術水平名列前茅，卻與家庭背景關係不大，教育不平等問題不算嚴重。
不過PISA數據來自15歲同學，亦即中三左右；但教育對學生職涯發展，多以中學畢業後的進路影響更大。本文嘗試整理數據，希望以4幅圖幫助大家看懂青年就業與教育均等問題的真象。
首先，我們向統計處索取了2016年人口普查的未公開數據，再聚焦全港約64萬20至29歲在職青年人口。沒有大學學歷的在職青年人數共39萬，佔整體在職青年60.5%，有大學或以上學歷的則佔39.5%。
學歷愈高高收入者愈多
常有人說大學學位不值錢，是否升讀大學再沒有什麼意思。這究竟是否屬實？我們利用人口普查數據，分析20至29歲青年的主要工作收入和學歷，就明顯看見無論現在學位如何「貶值」，青年收入和學歷仍有非常明顯關係。
從圖1可見，學歷愈高，有較高收入的青年百分比愈大。沒有大學或以上學歷者，月入1萬元以下佔20.8%，而月入2萬元或以上的只有11.6%；有大學或以上學歷者，月入1萬元以下只佔4.4%，月入2萬元或以上卻有43.1%。
若教育機會均等，學歷決定收入大致是香港市民都接受的結果。然而在現今香港，進大學的機會是否均等呢？
我們再看看父母社經地位與學歷的關係。圖2把父母按總收入分為5個收入組別，分析父母收入對青年修讀大學機會的影響。結果顯示，父母總月入為1.5萬元以下的青年，只有36.6%達大學或以上學歷；父母總月入為8萬元或以上的青年，則有85.5%達大學或以上學歷。
我們亦進一步把完成及正在修讀大學或以上學歷的青年，分為於本地升學、於英國／美國／加拿大／澳洲及新西蘭升學，及以其他途徑升學（包括中國大陸、澳門、台灣、其他國家、遙距課程及聯合課程）作分析，則發現父母月入8萬元或以上與月入1.5萬元以下的青年，前者升讀本地大學的比率，比後者只多15.3個百分點，但於英、美、加、澳或紐升讀大學的，前者比後者多33.3個百分點。可見較低收入家庭與升讀大學比率的差異，最主是因為富裕家庭有較大能力送子女往海外升讀大學。
不過因現時人口普查只會調查居於同一住戶內不同成員的親屬關係，上述分析結果有一定偏差，因我們只能集中分析與父母同住在職青年的狀况，沒有與父母同住的青年（約佔17%）則未能分析，這些青年有較大機會是有相對高的收入條件（以至有經濟能力搬離父母）。
幸好，由中大何瑞珠教授領導的研究數據補充了一些資料。他們曾研究2012年參與PISA研究的同學，跟進他們在15歲後的發展。於2014年11月調查來自逾120間學校的1552名學生，他們在受訪期間已中學畢業，並循不同途徑升學或就業。圖3顯示他們畢業後不同進路與家庭社經背景（以家長教育程度、職業類別及家庭擁有的資源評定）的關係。家庭社經地位最高的同學，多為畢業後升讀大學，海外升學的又比本地升學的社經地位為高；相反，家庭社經背景最低的，則較多屬無法升學，要投入勞動市場。這些數據說明，無論在PISA研究中香港學生的平均表現有多好，但到了最關鍵的文憑試及升讀大學時，家庭背景仍然是影響升學機會的十分重要因素。
因家境而造成教育機會不均，影響青年職涯前景，進而造成收入差距。圖4比較在不同地區取得學士或以上學位的青年的月入。20至29歲而其學位在英美澳紐加等先進國家獲取的年輕成人，工資略高於在港獲取學位的年輕成人，主要反映在較多人（23.9%）在月入3萬元或以上的群組。而在其他地區（內地、台灣為主）取得學位的青年，則只有12.1%取得3萬元或以上工資，比例也低於本地大學畢業者（15.2%）。現在有不少基層同學因未能進入本地大學而轉到內地、台灣升學，但本地勞工市場對這些學歷的認受性如何，仍是一大疑問。
香港應檢視政策減青年上流障礙
香港基礎教育表現良好，在普及中小教育體系下，學生成績相對其他地區優異而差異不大，家境因素亦無大影響。然而公營高等教育情况卻不同，在學額有限的情况下，父母社經地位影響青年獲高學歷的機會，進而影響其就業發展機會。
若公立及私立大學學位能適度增加，低下階層的在學青年可望有更多升讀高等教育的機會。然而對於過去已失去有關機會的在職青年，社會能否給予他們機會，透過持續進修獲取更高學歷以改善職涯發展前景？現時香港專上教育對在職人士的支援嚴重不足，例如大部分兼讀制課程都沒有政府資助。環顧不少國家如新加坡、韓國等，都已制定全面的終身學習政策，香港亦應檢視相關政策，減少低下階層青年的上流障礙。
作者趙永佳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，黃健偉是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業務總監